彭梅华（以下简称彭）：很欢迎三位来到民盟市委会机关。今年以来，民盟常德市委会全方面开展了盟史口述实录工作。我在采访刘东山（民盟市委会机关退休干部）时了解到，你们的父亲——姚人褒是常德解放前的3名地下盟员之一，他对民盟的事情兢兢业业，不图名利，让人尊敬。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常德有地下盟员，我当时特别振奋，这一段历史应该被挖掘整理出来，被盟员们知晓。我查了常德盟员档案，1000多名的盟员档案中，你们的父亲是01号，他为常德民盟早期事业的发展，为发展和壮大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做出了突出贡献。能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父亲与民盟之间的故事吗？
姚小英：我母亲是最了解我父亲的，可惜母亲3年前去世了，去世时93岁，她去世的前一天身体都还蛮好的。父亲的很多资料都是母亲在保管，有一脚箱，比如他的工作笔记、荣誉证书，订阅的《参考消息》、《求是》。
姚塔生：我的父、母亲都是安化人，父亲很小就背井离乡，好像只有3岁。他先到南京，1947年在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读大学，任学生代表会主席。他和地下盟员孙大雨、戴望舒等教授都有联系，受他们的影响蛮深，多次参加上海市和，在南京参加了各个大学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
1949年6月，龚鸿兴（长沙盟员、新民主主义合作协会组建者）介绍他加入民盟，同年7月，民盟湖南省支部执委会安排他回安化县开展盟务工作。在当地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支持帮助下，他先后吸收发展了23名盟员。同年8月正式成立民盟湖南省支部直属安化区部，他是首任区分部的主委，他还紧密配合中国开展了迎接解放和支援南下等活动。
1950年9月，湖南省委统战部保送父亲到中原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和民盟省委会的其它7名同志一起去的。后来，他在湖北省浠水县参加了土改，他有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参加土改的工作笔记。
我父亲是1953年从安化来到常德的，那一年常德市民盟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父亲根据上级盟组织工作的安排，担任候补委员兼秘书处副主任秘书，母亲也随同来了。小时侯听他们说，他们俩来常德的时候，就一个皮箱、一个竹篓子、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
1959年至1962年以及文革期间，我的父亲除了担任市六中的教师、在市五干校学习和造纸厂工作以外，一直在民盟常德市委会任专职干部，一直到1981年9月离休。他离休后，还为组织发挥着余热，担任民盟常德市委会的顾问，兼民盟机关支部委员。
姚小英：父亲那时工作特别忙，吃住都在单位，每周只回来一天。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工作也很忙，教语文、数学，又教体育、音乐，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备课、改作业，搞家访。他们事业心都非常强，父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个都没怎么管过。
姚伟进：记得父亲还经常联系盟员，到学校跑得最多。他和一中的谭国梁（第六、七届民盟常德市委会（县级）委员）老师比较熟，记得他常找谭老师谈心，谭老师是特级教师，两人又是安化老乡，经常在一起谈工作。记得还有一位李伯伯（这里作者觉得可能是李植圭，民盟常德市委会第6届县级委员、第7届顾问）也是盟员，长沙人，是汉剧团的，搞行管，他工作的地方好象在鸡鹅巷。父亲还经常去七中，我记得有一个物理老师叫单小汀（第七届民盟常德市委会（县级）委员）的。记得机关干部刘东山那时常到我家里去，嘘寒问暖，向我父亲请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尽管身体非常不好，他还经常到民盟市委会机关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工作。
姚伟进：我父亲工作热情一直非常高，每次开会从不缺席，几乎都是提前到的，即使有病也坚持参加民盟市委会的活动。后来退休了，年纪大了，他每次都是带着药、带个小凳子去的，因为有病走不起，半路上休息一会儿又继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父亲退休后，老干局分房子，他作为离退休老干部，又有高血压、心脏病，本来可以分一个楼层低，更方便的房子，但是他不肯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最后分到最高层，也没说什么。一分到房子，父亲立马就要母亲把原来学校分的房子上交了。他说，需要房子的人多，我们别多占。
我的父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盟务工作勤勤恳恳。他的工作作风非常朴实，为人谦虚谨慎低调，对生活低标准，对工作高要求。
姚小英：父亲1950年曾经参加过土改，政治立场非常坚定，虽然出生不好，成分不好，受到不少委屈，但他几十年从不讲党和政府任何的不是。他一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在困难的时候对的信念从来就没有用动摇过。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父亲积极做出响应民盟和其它派声援和捐助抗美援朝的号召，捐出了自己的一块手表。1978年以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根本原则，热情参加恢复和建立民盟组织的工作和活动。
父亲为人谦和，工作特别敬业，他办事情坚持原则，是个老革命。父亲一辈子都鼓励我们向党组织靠拢，一定要事实求是。我们兄妹4人都是员。受父亲的影响我们，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我的三哥以前是常德市电视台的广告中心主任、文艺中心主任，常德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书记，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是常德市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我二哥是酿酒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
姚塔生：我父亲是1987年6月突发脑梗去世的，才66岁。他如果在医院按时进行检查，坚持吃药，工作不那么累，注意疗养身体的话，就不会走得那么早、那么突然。父亲去世后，民盟湖南省委会委托民盟常德市委会送来了花圈，发来了唁电，表示沉痛的哀悼。前来悼念的有时任常德市委副书记黄泽贤，时任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的主委陈锡祥等领导。记得当时是市政府的副市长丁时祺致的悼词。
彭：很谢谢三位为我们讲述你们父亲的民盟往事。你们父亲是我们盟员学习的榜样，他对的忠诚、对盟务工作的热忱、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会永远被铭记，我们会记住他为民盟作出的贡献。
为进一步了解姚人褒的其它情况及对早期民盟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10月20日，我按照梁平主委的指示和查阅方法，特意到民盟湖南省委会和省图书馆查阅有关他的资料。通过检索相关关键词，费了不少功夫，终于在一本名叫《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的书中，找到了关于他的记录。该书“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这一章节的第五页第八行，有关于他受组织安排去安化发展盟员的记载。“盟省支部还派张孝仁去常德、姚人褒去安化、盛义寰去益阳……开展活动，发展了一些盟员。”“此外，盟组织还发动盟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上层军政人员做了不少的转化工作。如姚仁褒利用其父亲的关系，多次与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处长陈浴新洽谈……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对于造成强大的革命攻势，实现和平解放，起了非消极作用。”我特别高兴，联系上了民盟益阳市委会负责盟史工作的原专职副主委李孟平，他给我发了一份益阳地下盟员的情况，可惜上面只有1949年到1950年的情况，上面记载盛义寰是1950年５月去益阳开展活动的，没有关于姚人褒的记载。他说他们统计的是小益阳市志，没有包括安化。很快，我在《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中找到了答案和佐证。“解放以后，根据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工作方针，盟省支执委会决定对长沙、衡阳、湘潭、常德等市的盟组织进行整构，并作适当发展，同时结束了在地下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小县组织。要求保留盟籍的同志，由省各支部个别联系。”
我把这本书的相关联的内容拍照发给梁平主委，他立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了一本。
10月25日，我约姚伟进到办公室又聊到他父亲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有几个堂哥在安化，是退休老师，可以让他们去安化党史办、档案馆查一查他们伯伯解放前后的资料。
10月26日—27日，我专门到湖南省档案馆查阅档案，了解姚人褒及常德民盟组织早期活动情况，通过填表、查找卷内目录、库房调卷等一系列程序，终于在一本本尘封的档案中找到部分资料。比如，我看到了1950年1月4日姚人褒手书的民盟安化区分部工作报告，从左至右用毛笔书写，工整的小楷，一丝不苟；1955年民盟常德市区分部的工作规划，里面写道：1954年，分部在中国的领导下，召开了第一届盟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正式分部委员会，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我还查到了常德民盟早期的一些活动资料，如常德民盟组织创始人张孝仁1949年10月15日手书的一份常德盟务报告，特别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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