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经教育部核准实施的《天津大学章程》明确：“学校按照‘形上形下、达材成德’的理念，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在高校中率先将“家国情怀”作为人才教育培训目标内容写入章程。
“家国情怀”之于天津大学是崭新的，因为在过去近两个甲子的栉风沐雨、薪火相传中，“天大人”未曾用这样的文字去描述自己代代坚守的精神财富；“家国情怀”之于天津大学又是熟悉的，因为每当这4个字在眼前呈现、耳边回响，“天大人”的心中自然而然激荡起“兴学强国”的波澜豪情。“家国情怀”之于天津大学，是与生俱来的，是应运而生的，是始终不渝的，是与时俱进的。
《天津大学章程》之所以在人才教育培训目标中提出“家国情怀”，主要是出于3个原因：
一是“问题导向”。当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与矛盾是什么？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的观点即“失去灵魂的卓越”，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认为，我们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天大人”认为必须要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二是“方针指引”。1999年公布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5、2018年两次修订后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方针指引，高等学校必须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三是“使命召唤”。天津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肇始于国家危亡之时，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兴学强国”的使命担当，同时这种责任感召唤着天大学子一定要有“家国情怀”。
2011年底，《天津大学章程》起草工作开启，全校上下讨论人才教育培训目标，“家国情怀”的酝酿由此开始。大家普遍认可几个关键词：“社会责任感”“国际视野”（后来改为“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经反复思考，“家国情怀”一词突然涌现，用它代替“社会责任感”更具文学色彩和形式美感。通过种种形式征求意见、讨论研究，几位关键人物对“家国情怀”人才教育培训目标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张岂之先生对“家国情怀”的高度肯定。2013年，张岂之先生3次应邀来天津大学。章程起草组向他请教，张先生不仅“拍手称好”，还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其次是学校领导对“家国情怀”的认可。时任校领导李家俊、钟登华、余建星都对此提法表示肯定，时任校长李家俊在天津大学第七次教学工作会上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家国情怀”，他在讲话中指出：“在起草《天津大学章程》的过程中，大家集思广益，进一步明确了天津大学的人才教育培训目标，即‘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此外，冯骥才先生的呼应给予章程起草组巨大支持力量。冯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招的学生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2014年他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提出2个关键词“文化理想”和“家国情怀”。从社会责任感到“家国情怀”，冯先生的语言转换，进一步坚定了学校确立“家国情怀”的信心。
“家国情怀”是一个充满古典色彩的现代词汇，浸润在各朝各代文人志士的字里行间，萦绕在每个炎黄子孙的眉间心上。以张岂之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家国情怀”源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去理解和阐释“家国情怀”。对于“天大人”而言，“家国情怀”就是“家国情怀”，与其“言传”，不如“意会”，最好“力行”。它体现在每一个“天大人”的身上，蕴含在每一段“天大故事”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家国情怀”饱含着“忧国忧民、心系四海”的赤子情怀。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瓜分中国，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在民族危亡之际，盛宣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从此，中国历史舞台多了一群为国家危亡、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勇士，他们有魄力、有胆识、有果敢，一直在不懈奋斗。
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1907年由北洋大学公派留学的马寅初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上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节制人口、提高质量的“新人口论”，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意义深远。
1921年考入北洋大学预科的黄汲清，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大地构造学家、石油地质学家。他认识到能源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毅然投入为国找油事业中。根据他的储油理论，我国相继勘探出大庆、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使中国彻底摘掉贫油国的帽子。
“家国情怀”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北洋大学初创至新中国成立，筚路蓝缕、数易校址，即便在艰苦卓绝的西迁时期，北洋师生依然人人自奋，苦读成风。各个时期的“北洋人”“天大人”总是竭尽一切能量，毫不吝惜地投身于建设国家的广阔天地之中。
袁国林1962年毕业于天大水利系，一家8位“天大人”，3代从事水利建设。袁国林大学毕业时，坚持要求到工程一线年，三峡工程兴建，已年过半百的他接到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命，没有丝毫犹豫，毅然离京赴楚投身到三峡工程建设中，一干就是10年。他把一生水利梦融入到国家梦和民族梦之中。
“家国情怀”肩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总有许多人和事随时代而改变，但“天大人”心系家国的情怀不变：国运艰危，则兴学储才；山河破碎，则毁家纾难；当祖国迎来新生，则跪乳反哺，竭尽自己一切心血，锐意进取地激荡于描绘新时代的大势大潮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天津，北洋大学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上街，宣传爱国主张，发布爱国通电，在这场爱国运动中表达了“北洋人”的担当。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成立军事工业部，以程明升、陈志坚、张培江、孙艳清、刘致中、牛宝印、齐明等为代表的一批北洋学子投笔从戎，成为红色军工技术的中坚。
“家国情怀”蕴涵着“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齐家，而修身齐家的起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天大人”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二者相互促进，持续演进，以致“修齐治平”，在知行合一中体现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培根的教育思想如出一辙，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辨，凡有所学，皆成性格。”“高山流水遇知音”，万里之外，时隔千年，人们终于看到了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最佳解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一般认为，“事”更强调的是“人类实践”，而“物”更强调的是“客观存在”。二者结合，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检验、发展真理。这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天大校训精神。
“穷学理，振科工”“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传唱了85年的校歌，不仅谱写着北洋大学之精神风骨，更是“天大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实践中探寻真理追求真知的写照，是对“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最佳注解。今天，天大大力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这正是通过“格物致知”达到“诚意正心”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学校实施培养模式贯通、培养方案贯通和导师制贯通的本研贯通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广阔的成长平台，尽最大可能对每一个学生“各因其材”“因材施教”，强化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让他们可以在未来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中“从心所欲”，用“诚意正心”反作用于“格物致知”，最终助力学生修身成人。学校全方面推进新工科建设，构建以项目为链条的课程教学体系；开展灵活多样的项目式学习，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组织各类校内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形成学习、研讨、研究、创业的一体化培养环境，助力学生“格物致知”、终身学习，在“知行合一”中面向未来。
“家国情怀”贯穿着“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思维方法。“家国情怀”就像一个逐渐向外扩展、而又外缘开放的人文精神同心圆，个体处于同心圆的中心，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外推，由家及国以至于天下。《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史绍熙老校长曾提出“专业素质是经线，道德素质是纬线”的理念，主张学生在专业素质方面要如同经线那样沿着既定目标向纵深发展，同时强调学生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品德。
天大在国内率先开展合成生物学研究，完成了酿酒酵母5号和10号两条染色体的化学全合成，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与世界前沿并跑。学校不仅将目光聚焦于国际科技前沿，更关注国家安全与人类福祉。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作为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国首家非政府组织，参与起草科技部《生物技术探讨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参与修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负责起草的“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范本”在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八次审议大会上，作为中国政府的两项提案之一，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家国情怀”闪耀着“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系统哲思。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著名哲学家庞朴先生称之为“一分为三”。这也是系统辩证法，甚至系统哲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方法。以系统哲学为指导，天大培养目标中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虽能分别解读，但绝不能孤立理解。换言之，“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天大培养的人才必须既具有“家国情怀”，又具有“全球视野”；必须既具有“创新精神”，又具有“实践能力”。这才符合“形上形下、达材成德”的内在要求。
按照系统哲学的内在要求，高等学校应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活动。系统哲学对教育发展的重要启示还包括：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强化协同育人，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三全育人”“五育并举”，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孔子曾指出“君子不器”。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今天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并不是要求学生无所不学、面面俱到，而是按照“结构决定功能和属性”的基础原理，通过实施天津大学特色的“家国情怀”通识课程教学体系，通过学科交叉特别是远源学科交叉，强化协同育人，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打下“结构性”基础。同时要特别防止知识的孤立和“碎片化”，努力使学生所学各门知识融会贯通，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甚至达到福楼拜所说的“科学与艺术在山顶重逢”的境界。而所谓的山顶，也许就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真正全面发展。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从孔子到西塞罗，跨越国界、超越时间，我们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找到了人类对美好品质的共同追求。“家国情怀”是极具中国儒家色彩的朴素情感，是中华儿女始终传承的美好品德，同时它也是具有人类共通性的优良品质，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社会关系的共同期待。
借助拉丁语词语“pietas”，古罗马人表达了一种几近完美的社会美德。拥有此美德的人对神、国家、父母、家族无比尊敬，同时也具有强大的责任感。在历史、文学记载中，“pietas”对社会、家族、个人的积极影响处处可见。其精髓与“家国情怀”异曲同工。
作为“pietas”的英文变体， “piety”也在西方社会被广泛宣传——美国波士顿大学校训为“Learning, Virtue and Piety”（学习、美德和虔诚）；美国社会改革家多萝西娅·迪克斯在谈到“piety”时形容道：“如果把善良的品格比作无暇的花朵，那么piety就是不会褪色的花苞，一半开在土地上，一半伸向永恒。”通过这一些描述，西方社会对“pietas/piety”的推崇也不言而喻了。而在中国大地上，“家国情怀”也不断谱写着人们的生活。天津大学早已将其写入《章程》，致力于培育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国家栋梁。“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面对“忠孝是否可两全”的质问时，答道：“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都是 “家国情怀”在祖国大地上发出的振聋发聩、感人至深的声音。
习提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这又符合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这就为每一个富有激情的追梦者指明奋斗方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不正是我们的信仰与不懈追求吗？
（本版刊登于2020年9月7日《天津大学报》第4版责任编辑李丹学生编辑 刘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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